真正的调查基于无懈可击的正直，也将产生坚如磐石的底气，足以经受起来自任何一个方向的质疑，因此，它既能反面叙事，也能侧面叙事，更能正面叙事，还能延展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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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常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还常常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真相是：这两个“人人平等”，都是人们的美好愿望，是奋斗目标，却并非绝对事实——就全球而言，即便法治最昌明的国度，依然会有人凌驾于法律之上；即便科学最发达的社会，依然会有真理的死角，聚集无知愚昧且服膺暴力的群氓。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真正的平等恐怕只有一个：死亡面前人人平等。古往今来，从追求“不死之药”的秦始皇汉武帝，到一生痴迷炼丹以至于走火入魔的嘉靖帝，再到对长寿念兹在兹的康熙帝乾隆帝，纵然权势已极，也没有一个能摆脱这种平等的约束。

这是人类社会最底层的设计，有了这个平等，社会才能运转下去。

与之相应，如果说人类社会存在不平等，那么，最大的不平等，一定是死亡面前的不平等。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在这么长时间里，关心着“阿里献血事件”——在当事人的叙事中，它偏离了轨道。

10月14日，上海一女子在西藏阿里度蜜月时发生车祸，失血严重，生命垂危，后经抢救，脱离险情。她发布视频说，丈夫的“小姑姑”通过上海市卫健委联系西藏阿里地区，协调上海援藏医疗专家为其进行治疗，还发动了阿里地区“所有公务人员”为其献血，用7000多毫升血将她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随后，家里又支付120万元通过医疗包机将其转运到四川华西医院，现在回到上海治疗。于是，人们赞扬阿里献血者的无私大义，也为上海新婚女子的死里逃生而庆幸，但是，人们不能不对“小姑之力”心生疑窦，并由此关心：是爱心的爆发让命运的齿轮就此转动，抑或是有其他“特别力量”周旋其间？

如果是后者，这将撼动人们对社会的信心。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上海市出动“由上海报业集团上观新闻、澎湃新闻多位记者组成的联合采访报道组”，耗时多日来调查此事——采取这种前所未有的架势，是因为牵涉的问题足够重大且根本，当事方所承受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最严肃的问题就应配备最强大的力量，以期给予最清晰的回应。这种态度，值得赞许。

上海报业集团下辖《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但这些属于传统媒体，该集团着力推进的是“主流新媒体平台”，其中，上观新闻作为党报客户端，“全力打造互联网传播环境下上海市委权威信息发布平台”；澎湃新闻作为时政思想类互联网平台，“传播力和影响力稳居国内主流新媒体第一阵营”。

如今，两大主力联手出击，以求一锤定音。我对此也非常期待，因为我希望生活在一个底线平等的环境里，只有这种环境里，才能感觉到最底线的安宁，我更希望生活在一个爱心满满的环境里，在危急时刻陌生人能相互依赖，携手共渡。

这把“锤子”，便是12月6日傍晚6点发布的《五问阿里献血事件真相，还原上海女子车祸救治全过程》。 

很可惜，我只能说，失望了。

这篇文章回答5个问题，第1个问题（也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挺让我失望的。问题1全文如下：

问题1：到底有没有发动“全体公务人员”献血？是谁献的血？

    据陶先生回忆，10月15日，也就是余女士进入阿里地区人民医院治疗的第二天，医生反馈“血可能不太够了”。

    后来加入救治的上海援藏医生、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翁昊表示，根据病程记录，余女士出血很快，止血后效果不理想，血压仍然不稳，14-15日两天在医院输血就达到2800ml。他回忆，10月16日凌晨4时，余女士被送到ICU继续抢救，患者最终在治疗中总共输A型血约7000ml，生命体征才平稳下来，“如果没有输血肯定是救不回来了”。

    “这是我们多方动员的结果，确实不是有组织的。”陶先生说道，“医院说病人情况很危急，所以帮我们开通了绿色通道。我还在一个社交软件发帖了，问有没有在阿里的朋友，帮忙来输血。家里人我也求助了，让他们去问问阿里这边有没有熟人给我们一些帮助。”

    记者从阿里方面的政府工作人员了解到，确实有干部职工为受伤女子献血，但不是官方组织的。

阿里医院工作人员称，血库库存告急后，医院向职工、社会人员求助，家属也向当地多个部门求助，有不少当地人来献血，其中有几十名公职人员。前述政府工作人员还表示，阿里地区医疗条件相对落后，血液库存本来就很紧张，如果有人求助，很多干部职工都会自愿献血。

    陶先生说，车祸发生后，他还曾求处理车祸的民警帮忙献血，热心民警为此还发了朋友圈。另外，他还求主治医生帮他联系询问有没有医护人员献血。

    “我当时见人就问，你是不是A型血，一直在找人。”陶先生说，自己也去验了血，但他的血型不匹配。

    陶先生表示，10月16日陆续有人献血，包括公安民警、消防队员以及很多热心人士。最终，多人的助力保住了余女士治疗的希望。

在这个调查中，有四个信息源，其中，实名的翁昊医生主要说明缺血背景，关于献血来源，信息来自三处：陶先生、“阿里医院工作人员”、“阿里方面的政府工作人员”。结论是：“确实有干部职工为受伤女子献血，但不是官方组织的。”

我们先不说结论如何，仅从新闻调查技术层面看，这个调查并不合格。

从访问对象来说，献血是不是有组织，首先应找谁求证呢？献血当事人。这一点不难做到。在10月16日，阿里地区消防救援支队官方公众号就发布一篇文章《阿里“火焰蓝”为生命接力》：“10月15日下午，阿里地区消防救援支队接阿里地区中心血站求助：地区人民医院1名危重患者亟需输血保障，血库A型血告急，为挽救患者生命，支队领导高度重视，立即组织驻地区各队伍符合献血要求的消防救援人员积极参加献血，用实际行动践行‘竭诚为民’的铮铮誓言。”该支队有三人献血。

这是最接近当事人的信息，而且，这篇文章依然在，“联合采访报道组”这么大的队伍，为什么不向中心血站求证？

在我的有限认知中，高原献血并非小事，而且，消防是24小时值班的队伍，责任重大，他们前去献血，恐怕会影响日常工作，单位对于献血者也应有所安排，在没有向他们求证的情况下就断言说“没有组织”？中心血站紧急找血的机制是如何运作的？

因为“联合报道组”回避了这一点，我的疑惑也就无法消除。

在技术层面，我称这样的报道为“单向度信息源”，这是这个调查报道的第一个缺陷，这种缺陷导致信息无法交叉验证，最终也就使得报道缺乏力量感。

什么叫调查？调查绝不是某个人说什么就是什么，而是某个人或某个机构说了什么，访问者通过多个渠道求证、验证了它，这个过程包括佐证、见证、书证，形成令人信服的证据链。这样的调查报道，力量感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读者的信服也自然而然。

第二个缺陷是匿名。“陶先生”接近匿名，“阿里医院工作人员”、“阿里方面的政府工作人员”则是完全匿名。医院里什么岗位工作人员？主治王医生和门卫王大爷都是医院工作人员。阿里方面的哪个政府工作人员？气象局、教育局和卫健委的工作人员都是政府工作人员。信息源一旦模糊，伴随而来的，便是事实层面产生模糊的可能。

更何况，一级机构的工作人员，急人所难、救人生命，这是光明正大且理应大书特书的好人好事，有多大的必要匿名？可惜，《五问》一文，在其他回答其他4个问题时，也有匿名操作：

“记者进一步从有关部门获悉”；

“记者从有关部门、当地居委会，以及余女士家人的讲述中确认”……

“有关部门”是个啥部门？“当地居委会”是哪个居委会？这两处都引出了最核心的信息，但是，因为信息源模糊了，信息也就无法求证。

匿名，匿名，多少虚伪假汝而行？前几天我有一篇专文，批评胡总编喜欢用“据了解”，我要提醒的是，新闻编辑基本操作规则就是：凡是遇到“据了解”“有关部门”这些字眼，一定要编改，它们都是坑，一定要避。

胡总编犯这样的错误我能理解原因，但上海报业集团这么大的集团，人才济济，蔚为壮观，在这么重要的报道中犯这样基础性的错误，令人不禁感到惋惜。

这不是新闻报道应有的操作，朋友们。《五问》虽然有7位名记者联合署名，也以上海市报业集团的官方背景作为背书，但，一篇调查报道的真正力量，首先来自于文章的逻辑，来自调查的求证过程以及调查本身的可求证性，其次才是来自于调查者、发布者的署名。尤其，这是一篇释疑性调查报道。

当然，如果这是一篇公文，又是另说了。公文有公文的叙说模式和行文规范，因为其出发点在自上而下的传达，而非新闻的公众求证与说服。

这篇《五问》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增量信息：

    上海市卫健委表示，经核实，网传“患者小姑姑联系了上海卫健委，卫健委联系了阿里部门，动用阿里地区所有公务员为其献血”的说法不实，无上海市卫健委人员认识患者及家属或接到过他们的请托。

……

    记者进一步从有关部门获悉，“小姑姑”今年60岁，退休前为某工艺品联营工厂工人。事发后，“小姑姑”联系到儿媳，儿媳又求助单位领导，其间有多位热心人士接力传递信息，最后联络上了上海市人民政府驻西藏办事处。

    上海市政府驻西藏办事处针对此事给出回应：西藏日喀则市人民医院上海援藏医疗队于10月15日下午收到西藏阿里地区人民医院请求选派医疗专家赴阿里开展紧急支援的函。经紧急商议，上海援藏医疗队本着人道主义和救死扶伤的职责，决定选派一名医疗专家前往阿里，参与病患会诊。上海市政府驻西藏办事处表示，此事并不存在因私人关系等不正当因素导致的行动。

这一表述与之前其他媒体的报道不同。最早的聊天记录说，“我小姑姑联系了上海市卫健委，卫健委联系了阿里部门，动用了……”《新京报》的报道说：

“记者从上海相关部门获悉，经调查，事发时，卫健部门接相关部门函件，请求正在西藏日喀则市的援藏医生前往涉事医院参与救治。此事不存在因私人关系等不正当因素导致的行动。”

两者的区别在于，在《五问》的叙事中，上海卫健委从事件链条中脱开了，或者说，弱化到了边缘处。同时，新出现了上海市政府驻西藏办事处。

《五问》中，与上海卫健委收到的“函”有关的是：

上海市第九批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工作队队长、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王庆华表示，日喀则市人民医院于10月15日收到了函，决定选派上海援藏医疗专家、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翁昊参与救治。考虑到要从海拔3800米的日喀则前往海拔4300米的阿里，必须保障翁昊医生的安全，所以收到函后向上海市卫健委作了报备。

那么，两次叙述中的“函”是不是同一个函？这一点仍有模糊之处，还可以进一步明确。

而被外界广为关心的“小姑姑”，《五问》说，“记者进一步从有关部门获悉，“小姑姑”今年60岁，退休前为某工艺品联营工厂工人。”

还是那句话，匿名之后，力量是自然削弱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逻辑硬伤是：

从调查结论看，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自发自愿的，毫无疑问，这也正是我们最喜闻乐见最希望看到的结局——在间不容发的生命危急时刻，数千公里极限接力，无私大爱闪耀人间，从死神手中救回一个正在盛开的生命。

这是这个时代最动人的故事，可是，为什么《五问》中给人躲躲闪闪之感？整个链条也有多处语焉不详？以及，面对如此大爱，如此救命之恩，事件里的当事人，包括小姑，有什么理由不公开露面，由自己本人，把事件按照时间链一五一十说清楚？这难道不是对那些献血者、医生护士、警察、航班机组以及中间传递信息者的最直接的感谢？这难道不是最有力最有效的“辟谣”方法？何况，这个“谣”的起点还是自己这边。

是因为救人者不值得吗？我认为，他们值得。

真正的调查基于无懈可击的正直，也将产生坚如磐石的底气，足以经受起来自任何一个方向的质疑，因此，它既能反面叙事，也能侧面叙事，更能正面叙事，还能延展叙事。陌生人自愿自发的千里紧急救助，是最应该大张旗鼓传播的好故事。在当前社会气氛下，这样的故事足够振奋人心，我不认为有任何一点模糊而令人心生疑惑的必要。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一个完整的调查，应当回应人们最根本的疑惑：当前是否存在一个紧急响应机制，可以让普通人在遇到同样紧急的危机时，能寻求帮助？是不是有那么一个按钮？或者某一扇门？在这个门里可以最快速度找到血浆、医生和医疗包机？如果这扇门不在卫健委，在哪里？关于这一点，之前有媒体记者给上海卫健委打过电话。这个电话正是需要这个报道继续解答的关键着力点。

这个问题恰恰是以余女士是一个普通人为前提的。一旦解答了这个问题，之前人们产生的疑惑也就大部分自动消除，而且会大大增加对社会的信心。这是最明白的一锤定音。可惜，《五问》也避开了这个结束调查的最佳着力点。 

总之，时隔多日之后，“联合采访报道组”挥出了一记重锤，但并没有定音——《五问》所表现出来的水准，仍与这个题目的重大性难相匹配。因此，故事还在等待继续调查。

愿记者朋友们继续努力，再进一步。加油，你们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