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众所周知、名声赫赫的物理学家，被誉为科学领域的泰斗，曾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但做为一个自然人，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首先，让我们来谈谈他与诺奖搭档李政道的关系。

诺贝尔物理学奖是他与另一位美籍华人李政道合作共同获得的。然而，一般人是否知道这个奖项是两人共同努力的成果呢？在获奖之前，他们第一次合作写论文。按惯例，合作者的署名应按姓氏英文首字母顺序排列，应该是“李政道和杨振宁”。但是，杨却提出，如果李政道不介意的话，他希望排在前面，因为他比李大四岁。李虽不悦，也勉强同意了。

1957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当年的物理奖授予李政道和杨振宁。11月，李政道要为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做准备。他们都需要写发言稿和讲演稿。那时，在诺贝尔奖委员会通知以及所有媒体的报道中，两人名字的排序都与获奖论文的署名一样，李政道在前，杨振宁在后。然而，当他们到达斯德哥尔摩时，杨振宁却突然提出，授奖时他希望按年龄顺序在李政道之前受奖。而他夫人杜致礼则想在晚宴时让国王作陪，也就是说，在进入晚宴会场时她要走在最前面，杨振宁次之排在第二名，由皇后作陪。

李政道对此感到惊讶，不同意这样做。杨振宁又去请求李政道的夫人秦惠箬。秦惠箬对李政道说，如果因此事闹出笑话，让外国人看不起，这样太丢人，李才勉强同意。

李政道虽心有不悦，但很快被诺奖的荣耀冲淡。然而，不久后的一篇文章却让他们彻底决裂。1962年5月12日刊登的美国《纽约客》杂志上写了一篇关于宇称问题的文章，记述了李杨合作发现宇称不守恒的故事。当时，李政道已经回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四月他收到文章的校样，没作什么修改。可是，杨振宁却提出了许多意见。他说，文章里有“某些令人痛苦的地方”，要和李政道讨论。杨振宁提出，他希望文章中的某些地方，他的名字写在李政道之前，另外，他夫人杜致礼的名字也要放在秦惠箬之前，因为杜致礼年长一岁。第二天，杨振宁到李政道家里提出，凡是文章里提到“李和杨写了⋯⋯”的地方都要加一个注，说明是按字母排序的习惯。对于杨振宁的这些要求，李政道觉得太无聊，明显不快。当晚，杨又打来电话，说那些注可以不加，但文章里都要写成“杨和李”。李政道对他感到彻底失望，从此与之决裂，分道扬镳。

之后李政道提出的任何学术主张，杨都否定。总之，只要是李政道支持的，杨振宁就反对。

关于国籍，杨振宁年轻时加入了美国国籍，用大半生的心血为美国做出了研究贡献，做为美国人这无可厚非。但在九十多岁高龄时，他却放弃美国国籍，加入了中国国籍，并正式成为中科院院士。这个被官媒称为“弃美入中”的“爱国”举动，到底是出于爱国的理念，还是出于对实际利益的考量？

享受副国级待遇的95岁的杨振宁加入中国籍显然不是为了爱国。年轻时，杨振宁学成后不愿意回到一穷二白，急需他报效的祖国，但在95岁时，他回到中国并依赖政府供养，享受荣华富贵。他已经老无所能，却对政府的巨资供养以及“副国级“、“大师邸”等待遇坦然接受，毫无愧疚之意。如果他年轻时在国内努力工作并为国家做出贡献，政府给予表彰奖励，这还说得过去。然而，他却以如此高龄回国“吃白食”，享受荣华富贵，让人无法接受。他心里明白这一点，所以不断营造出政府想要的种种“形象”，以换取更多好处。明明是，“我以残年换厚䘵”，却偏要将谋私包装成“爱国”，用卑劣的手段冒充高尚。国人侧目，实属自然。

最后再谈谈他与翁帆的结合。在发妻去世不到一年，他便与小他54岁的翁帆喜结连理。两人或许是你情我愿，别人也无权非议，但毕竟发妻去世不久，似有薄情之嫌。

婚后他与翁帆出双入对，高调炫耀，秀恩爱。没想到19年后，他101岁时，在遗嘱中却将全部资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都留给了子女继承，只留下现居住的房产给照料她20年的翁帆。更可恨的是，在遗嘱中明确指出，“翁只有使用权，无所有权”！翁看到遗嘱后，流泪写下最后的质问和告别信。详情读者可自行搜索翁帆的告别信《我得走了》。

尽管他尚未盖棺，但通过这几件事，我完全可以给他下定论。杨振宁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追名逐利、薄情寡义、自私自利的精致利己主义者。